数字技术，特别是大数据技术的应用，给社会带来了巨大进步。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数字技术的应用，革命性地改变了以往疫情防控的方式，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福祉。所有这些，也为数字技术的进一步应用增加新的动力。

数字技术的应用当然需要不菲的成本。其中，除了数字技术所涉软硬件及其维护、更新以外，学习、培训使用软硬件的费用也是一笔不小的成本。这笔学习的费用，并非完全由技术开发及其应用者投入或者垫付，许多情况下是由使用者投入付出的。由此，就产生了数字技术或者其他技术的开发者、应（采）用者和使用者三者之间的微妙关系。这种微妙的关系主要体现在新技术推广普及的成本如何均衡，而不是平均地分摊至三者，并在均衡的基础上实现各自利益的最大化。

显然，如果将新技术开发应用至产品，开发者及应（采）用者最大的考量就是使用者是否肯为使用产品付出学习的成本。这个估量，实际上就是在对产品的市场前景进行分析。因此，新技术的开发者在开发新技术时，都尽量以最简捷、最便于使用的方式将新技术的功能及其增益呈现在产品上，让新技术产品越来越“傻瓜化”。

最近几十年来，新技术产品所内含的技术越来越复杂，但其产品的使用却越来越简单化，“傻瓜化”的趋向越发明显、明确。其中的市场考量及其内在道理再简单不过。就像在“傻瓜”相机面世之前，有多少人愿意为了拍张照片而去学习光圈、曝光、快门等一系列复杂的概念及其实际应用知识呢？这又在多大程度上打消了人们购买相机的意愿？如果没有新技术开发及其应用的“傻瓜”理念，智能手机的功能会像现在这样丰富吗？

不过，人们也看到，在消费品以外，某些公共产品供给及其服务，其新技术所呈现的方式，却是不友好甚至极其不友好的，尤其是对老年人而言。这个不友好，首先是在应用新技术产品方面，以公共服务为目的采（购）用新技术产品者，没有采（购）用或没有要求技术开发者像开发立足市场的消费品那样，将产品的功能“傻瓜化”地简捷呈现；二是以极短的过渡期将作为公共服务手段的新技术产品普及化，从而迫使接受公共服务的人学习使用产品，强制或变相强制地将学习成本转嫁至服务对象身上；三是加大那些学习困难或丧失学习能力的人申请服务救济的成本，从而降低公共服务的质量和范围。

当然，这种不友好，并不限于公共服务领域，在垄断行业和垄断领域同样堂而皇之地存在。老年人就医难、买票难、付款难，就是这种不友好的结果。在公共服务领域，这种不友好，其实也相当于弱化了被服务对象的权利。这些愈演愈烈的现象，必须得到重视及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