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雪峰

中国正处于史无前例的快速城市化进程中，之前相对封闭和静止的村庄变得开放而流动，大量年轻人不仅进城务工经商而且开始在城市安家立足。农村老年人缺少城市就业机会，他们不愿与子女到城市一起生活，大多选择留村务农养老，因此，以家庭为主的农村养老遭遇困境。

在无法实现家庭养老的情况下，机构养老成为主要替代。新中国对无子女赡养的孤寡老人实行“五?！敝贫?，“五?！狈治⒀爰泄┭街?，集中供养就是由乡镇敬老院供养孤寡老人。敬老院是由政府举办的，不收取费用，只针对特困人群;一般农户家庭的老人要想进入机构养老往往只能进民办养老院、托老所。这些民办养老院、托老所需要收取相对农户家庭收入而言较高的托老费，因此，虽然国家鼓励发展民办养老，但实际上民办养老发展并不顺利。

近年来，以河北省邯郸市肥乡县为代表的农村互助养老浮出水面，互助幸福院模式正在全国推广。

互助养老的基本理念是由低龄老年人照顾高龄老年人，由身体好的老年人照顾身体弱的老年人，通过“代际接力”方式完成互助养老。

当前中国缺少城市就业机会的老年人大多留守农村，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身体健康，具有生产能力，他们有住房，有耕地，可用有限时间完成农业生产，经营房前屋后庭院经济，捞鱼摸虾，既有农业收入，又有劳动乐趣，还有自我价值的实现。他们还有大量闲暇时间。因此，文化活动和社会交往是农村老年人刚需?；褂幸徊糠掷夏耆怂淙徊辉俅邮律投慈匀痪哂猩钭岳砟芰ΑＶ挥泻苌僖徊糠掷夏耆松畈荒艽?，是失能半失能老年人。

在当前农村，只要生活能够自理，老年人状况就会很好，甚至很多农村老年人将60岁以后的生活称作人生第二春。他们一生从来没有现在这么轻松舒服。父母已去世，子女已成家，劳动收入足以保证较高生活质量，大量闲暇时间完全自由支配。四季分明的春种秋收构成了人生节奏，宁静舒缓的生活符合老年人心理生理特点。很多负担不重的低龄老年人乐于关心邻里，帮助弱者。他们有很强的组织村庄社会文化活动的积极性，是组织老年人活动的积极分子。他们希望通过志愿无偿服务来发挥余热，做一个有用的受人尊敬的人。农村真正困难的是丧失生活自理能力的高龄老年人。

河北肥乡互助幸福院就是通过国家奖补，集体投入，在村民集中居住的地方建起的，由村庄低龄老年人帮助高龄老年人，身体好的老年人照顾身体弱的老年人如此便可以在村庄熟人社会形成以互惠为主的互助养老。

最重要的是，高龄老年人受到低龄老年人照料，度过幸福晚年生活，照顾高龄老年人的低龄老年人可以预期将来可以获得照顾的回报，过上幸福老年生活。这样就形成了老年人互助的代际接力。

一般来讲，完成互助养老代际接力的互助技术有三种模式，即志愿服务、低偿服务、时间银行。这三种模式都介于家庭养老和市场化的机构养老之间，主要是利用村庄低龄老年人闲暇时间照顾村庄高龄老年人，从而换取将来高龄时的被照顾。甚至低龄老年人利用闲暇照顾高龄老年人，因此觉得自己是有用的，帮助老大哥老大姐，做了有意义的事情，这样的志愿服务往往不求回报。

简单地说，如果志愿服务、低偿服务、时间银行三种模式能运转起来，村庄互助养老就将极大地解决农村养老问题。中国就将有一个低成本高幸福指数的应对老龄化的方案。

不过，在目前的现实中，互助养老实践却没有那么乐观，以肥乡互助幸福院模式的推广为例，全国大部分地区推广效果都不好，主要是难以坚持。脱离村庄，互助养老“时间银行”就更难持久。

全国推广农村互助养老成效不良难以坚持，关键是过于注重互助养老技术，忽视了互助养老的核心是村庄相互熟悉、信任。任何一项互助养老技术的运转都是要有成本的，或者说都是有摩擦力的，只有当村庄具有强烈自己人意识，有高度相互信任，或者有足够社会资本，互助养老技术的运转才有润滑剂，互助养老才容易持久而健康运行。村庄社会资本大幅度降低了互助养老的组织成本、交易成本，才可以在村庄实现低龄老年人照料高龄老年人的代际接力。

因此，村庄互助养老的核心不是要借用各种精巧的互助养老技术(志愿服务、低偿服务、时间银行)，而是要进行村庄社会建设文化建设，要建设村庄。老年人在村庄舞台上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获得社会意义，正是村庄舞台让老年人感受到自己不仅生理上活着而且社会上活着和文化上活着，能在村庄追求生活的体面与尊严，这是理想的养老，是可以实现的。

当前农村养老政策实践和理论研究大都过于关注养老技术，不讨论降低养老机构成本的办法，不讨论村庄社会资本对互助养老技术运转的润滑作用，忽视养老技术运转的环境条件，村庄互助养老就找不到出路。当前中国存在着村庄熟人社会，有村社集体经济，每个农户都有自己的宅基地住房和承包地，村庄是每个人的乡愁与归宿，通过村庄建设就可以为农村互助养老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乡村振兴的一个重点是为农村互助养老提供基础条件，以使得各种互助养老技术可以在村庄良性运转。

农村互助养老可以开辟低成本高质量、既不脱离自然又不脱离社会的中国式农村养老模式。这是一项伟大的事业。(作者系武汉大学社会学院院长，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